的卷着白色细沫的海，还有穿着工人服装的年轻男孩在海滩上仰面，风吹过他的脸，把头发掀起来，露出一双褐色的眼睛。

他问：“你对未来……?有什么梦想吗？”

这句话真是俗气又老套，不免让我想起在我摸着岑北山胸口上的痣说他前途光明的时候，他垂眸，好像是有点认真地问我，你呢，未来想做什么？

影院内的人越来越少，我坐在空荡荡的观影厅里，耳边是电影片尾放映的一首舒缓的钢琴曲，字幕闪光而过，我的脸在明暗交映里显得很白痴。

没有人听到的，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哥哥，你问我想做什么，我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梦想，我没有能胜过所有人的优点和特长，我也不想要成为大人物。

我羞于开口，因为觉得自己的想法有点上不了台面。

如果有未来，如果岑越有未来，那么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做你的弟弟也好啊，做你的小狗也可以，把你的爱给我吧，它堪比我生命树上的果实，我始终只奢求那个东西。

我做不了多了不起的人呢，哥哥，但是我可以把我了不起的爱给你，我保证，没人能比我更喜欢你。

我弯着腰站起来，把吃剩的爆米花收拾好，把用过的纸巾包起来扔进垃圾桶，走出了观影厅。

我没有忘记我的行李，走到小食台，阿姨果然没有食言，对它没有任何看管，它孤零零地立在角落，过路的人偶尔碰到，推一把，那小箱子就滑向一边。

我觉得有点好笑，走过去想要把箱子拿过来，手刚把拉杆抽出来，有一只宽厚的手掌包住我的，很自然地拉住拉杆。

他侧头，问我，“这个电影有点无聊，是不是？”

我看着他，嘴角忍不住地上扬然后又落下，好像有点不会笑了一样。

“你这是什么表情？”他笑一笑，真烦啊，岑北山，以取笑我为乐。

他这时候有点放松，握着拉杆的手也不紧，我迅速地拉着箱子往前跑，岑北山愣了一下，也跑着来追我。

我们跑出地下一层，回到地面，跑到街道上。

外面已经是傍晚，天有点阴，跑的时候有冷风。箱子的轮子在人行道上不断发出咔擦咔擦的杂音。

岑北山很容易就追上我。

在一个广告牌的后面，我哇哇大叫，在原地跺脚，“啊冷死了冷死了！”

岑北山把外套敞开抱着我，数落我穿得少。

我们在一个很角落的角落，来往行人匆匆，没人搭理我们，偶尔有人扫一眼过来，我都很神气地盯着他们看，把他们盯得转过头去。

我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岑北山把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我感觉到他从喉咙里震出一个“嗯”来。

我自顾自继续说，“因为我让你来，所以你一定会来对不对？”

他还没回答，我自己先笑了，“你真听我的话，就和我听你的话一样。”

岑北山敲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哪里听话。

我抗议，你也不算太听话啊，我让你来没让你在我快走的时候来。

我小声嘀咕，“来得这么晚……”

“来得这么晚怎么了？”

真是有点冷，我吸了吸鼻子，抱紧胳膊说，“总比不来好。”

“忙啊，太忙了……?”他假模假样谈一口气，然后说，“来早了陪你玩，来晚了接你回家嘛……?”

他低头，脸颊几乎是贴着我脖子，说，“反正总会来的。”

“不来也没关系，”我说，“我回去找你的。”

我是不能干等的人，就算他不来，我也会去找他的。

就像很多年前一样，月光主动落到石桥上，岑越找到岑北山一样。

我会比月亮还先一步，把你照亮。

“嗯，我知道。”

他这样回答。

67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一切都过去，我们即将迎来美好的崭新的明天。

这就是我住进疯人院之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十八岁和十九岁的记忆交混在一起，可能有叙述颠倒的地方，但总之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

我极力避免，但还是不自控地发了疯。

也或许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但是曲依衫说，罪犯的自白中总是藏头露尾语焉不详，避重就轻且绝不大方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你的意思这全是我的错吗？”

我靠着窗子，抽了一口烟，然后朝着栏杆外的草坪吐出一口白烟。

曲依衫说不是，她说，我的意思是你不该把这全怪罪于你的哥哥。

曲依衫是我在疯人院里遇到的女人，她看上去比我年长，但似乎长不了多少，比起阿姨我更愿意叫她姐姐。

当然，那是比起阿姨这个称呼，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都只是称呼她为曲依衫。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她本人和这个名字很配，在这个白色的阴郁之地，她像是一片被清风托举的鹅黄色的纱帘，让人生出开窗的期望。

曲依衫以前曾经是名牌大学心理学的学生，当然，不知真假。

唯一可知的是她现在和我一样，被关起来，被限制活动，一日三餐都吃像是呕吐物一样的食物。

但我倾向于认同这是真的。

因为她常常能猜中我的心。

但这次我少见地反驳了他。

我提高音量：“这当然是他的错。”

曲依衫的膝盖上放着一件淡蓝色的毛衣，她整个冬天都在编织。

她拿着织针，平静地完成这件小毛衣的最后一只袖子，然后说：“你哥哥很可怜。”

我把燃烧至一半的香烟握在了手心，皮肉被灼伤的一瞬间所产生的焦臭味让我有一瞬间的恍神。

但我听到自己用冷酷无情的语气说：“那又怎样。”

我认同岑北山的可悲之处，但仍然执拗地把错都归罪于他。

疯人院里的日子像是水一样地从指缝中溜走。

每天定时吃烂糊的三餐，用和儿童餐具一样没有一点锋利的棱角的短小的餐具。吃完饭要排着队去散步，把院子里本来就贫瘠荒芜的土地踏得更加寸草不生。

吃药是不统一的，每个人吃的药都不一样。很多人身上还带着其它和脑子无关的顽疾，吃药很有一些禁忌。

这种时候跟其他人比，我就空闲了，因为我要吃的药很少。

药少，带来的副作用也跟着变小，只是让我脑子变空一些，身体变得乏力一些，不会有别的严重的症状，不至于像是隔壁床的那个胖子，每天吃过晚饭再吃药，吃完药再打针，打完针呕吐，呕吐有时候带血，然后安静下来，像是一具尸体，无论如何都不会醒。

曲依衫说那不叫睡觉，那叫昏死过去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正被人高马大的护士小姐用束缚带固定在铁丝床上。

他们说为了避免我们这些人发疯，这些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我觉得他们才疯了。

“这是违背人权的，”嘴上的止咬器散发着一股阴冷的铁锈味道，我不喜欢这玩意儿贴着我的脸颊的感觉，就好像我的嘴变成了一只鸟，被关在了笼子里，“这他妈的是给狗戴的玩意儿吧？”

“人发起疯来比狗刚接近野兽。”

曲依衫从窗帘后面走出来。

她像是一个幽灵，一个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