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记忆开始，我便察觉到自己并不懂人心。

我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更像是在人类社会长期规训下的条件反射罢了，我的各种‘心情’都只是‘表演’出来的而已。

就像是爸妈告诉我有人死了要表现出悲伤，被别人夸奖要表现出喜悦，我就按照这种指示去做，令周围人欢呼雀跃或泪流满面的场面，我不会产生任何共鸣，或笑或哭，更多的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惯性，而这样的情况，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多。

对于上司，我所贪恋的应当只是她的身体吧？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毫无顾忌隻想要满足自己欲望的渣女人啊。

但究竟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完全搞不懂啊。

我是如此的人渣，可以在跟一个人上床的同时思念另外一个人，以于我都不得不深深地开始认为，一定是过去发生过什么悲伤的故事，如果没有过于悲惨的回忆的话，这样的故事逻辑根本说不通。

你说就是因为望舒死了？拜托，死掉的是望舒又不是我，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因为另一个人要死要活？

无法控制自己感情的蠢货，最终都是这样坏事的。

但我没这么说，改用平淡的回答来代替：“yes，sir！”

有免费的假不休，那我会是什么品种的蠢货啊？

我知道认为望舒和此次事件有关，是非常可笑的猜测，大概率只是我为自己的行为擅自赋予的合理性，然而既然回到了地球，我就不可能一直忍着不去追寻望舒的影子。

望舒的父母在望舒死后就搬了家，但因为我一直有在关注他们的动静，所以这一回到地球，精准地找寻过去，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够付诸行动的事。

我租借酒店提供的悬浮车。

很早的时候，城市的街道上行驶的是四轮马车，那需要用缰绳来控制行驶方向，后来马车让位于有轮子的汽车，方向盘就成了重中之重，不过现在，不管是空中还是地面，我们都是直接用大脑发出信号来驾驶车子，只需要在脑海里想左转右转，就可以轻松改变行驶方向。

让车子自动驾驶也不是不行，但是自动驾驶的航线看起来总是毫无目的。

我想知道接下来这个方向会通向哪里，但问了也没有意义。

我根本分不清答案究竟是不是我想要的——即使是我想要的，对我而言也没有什么价值。

只是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得坚持活下去。

这样想尽管不会让我感觉舒服一些，但是否认事实就等同于说谎，我可不是那种人。

我很清楚，不管是哪个方向，通向的都是单调且无趣的未来。

＊

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第一次有这个念头，应该是在旁观安理会大厦高峰会议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初中生，因为爸爸在家里参加而有幸获得这一殊荣。

由全息投影进行的高峰会议，也可以说是最高水平会议，一开始是针对某国极端贫困问题，展开一场难以定义又无关紧要的讨论，当时我还没有装设义体，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两者之间是如何扯上关联，又是如何逐渐转向探讨拯救世界这个‘大’问题上的。

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全星海几万亿智慧生命开药方，那简直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百慕大’。

但那就像现今的地球表面已经完全被城市区划所填满一样，百慕大三角也没有例外。

我们并不能说最开始提出将地球建造为一个完全的城市星球的那个科学家是个大傻逼。

我至今仍记得那名说话很大声，完全掌握会议气氛的男性。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当时有名男性哆哆嗦嗦，很低调地要求发言，不过，他所说的内容，和他的低调态度相去甚远，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撼了。

“请问……贫困国家的政治家之所以如此糟糕，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允许他们如此糟糕吗？”

根据那名男性的说法，选举就根本来说，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规训机制：如果你治理的好，那么你留下来继续执政，如果你治理的不好，那就立马卷铺盖走人。

但这个理论假设的前提在于【智慧生命是理性的】。

可是，智慧生命常常不仅不理性，还很感性。

在一个族群成分极其复杂且历史积怨极其深厚的地方，人们给政治家投票往往不是其提供的治理绩效，而是和【我】……

他指了指自己说，和【我】是否来自于同一地区、同一宗教、同一种族、同一民族……总之，其人是否是【自己人】。

这种情况下，越是善于煽动仇恨、製造敌人的政治家越有机会，越正直越冷静的政治家越没有机会。

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下，正直的人根本不会想要从政。

他的语气始终很低调。

很低调地断言。

简单地引入选举不是‘拯救穷国’的最佳办法，当然，独／裁更不是。让贫困国家过上幸福生活的唯一办法就是【共同治理】。

“共同治理，是谁和谁治理？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共同治理吗？恕我直言，这一想法很可能触动很多人‘反殖民主义’的神经，继而引起广泛的警觉与抗议，让我们处处树敌。”